伍修權，祖籍湖北省陽新縣王英鎮，1908年3月出生於湖北武昌。是我國著名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外交家。他一生中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做出卓越貢獻。在革命生涯中，在東北這塊土地上留下了他的深深足跡。

　　抗日戰爭勝利初期，各解放區軍民便向日偽軍展開全面反攻。中央決定派六名同志到東北參與東北的接收工作，並與蘇聯進行聯系。1945年9月17日，伍修權與其他五名同志乘著一架涂著紅五星的蘇軍運輸機飛離延安，來到東北。這六名同志是彭真、陳雲、葉季壯、伍修權、段子俊和莫春和。因為蘇聯軍隊有軍銜，為了工作方便，以中央軍委名義，授予彭真、陳雲、葉季壯中將軍銜，伍修權為少將，段子俊和莫春和為上校，還用中俄兩種文字寫了任命書。

　　一項新的戰斗任務

　　1947年2月，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已在東北和全國激烈展開。林彪已主持東北工作，我軍正進行四保臨江等戰役。伍修權結束了軍調部執行小組的工作後，回到哈爾濱後仍為參謀長，主管軍工生產。他當時從個人角度出發，很希望到作戰部隊去鍛煉。但憑著過去在部隊長期戰斗的經驗，他意識到戰爭的規模越大，軍工生產就越是重要。於是，他聽從組織分配管理起軍工生產來。

　　由於最初沒有成立專門管理軍事管理的機構，伍修權只找了兩個秘書，一個是徐良圖，一個是任忠浩。他一直帶著秘書任忠浩到各個軍工基地去了解情況，就地指導工作，實行面對面領導、隨時解決問題。當時有哈爾濱、齊齊哈爾、鶴崗、雞西、牡丹江、琿春和大連共七個軍工基地，能生產子彈、手榴彈、炮彈和六零炮、火藥等，條件最好的是大連軍工廠。當時大連是受蘇軍管制，他們對我軍還是支持的。徐良圖在家坐鎮，整理有關文件和材料。

　　伍修權從1947年到1948年的一年半內，有一半時間在外面到處跑，另一半時間在哈爾濱為各軍工廠做計劃、搜集、采購和提供各種原材料。他工作強度非常大。後來，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東北局決定成立了軍工部，何長工任部長，王逢源和江澤民任副部長，馬文任政治部主任，伍修權任軍區參謀長兼軍工部政委。伍修權沒有對組織的決定存有任何異議，在他的觀念中，沒有職務的高低，只要有利於革命事業就乾，業務不懂就鑽，受了黨的委托就認真工作。東北成為全國解放堅強的大後方，在他的努力下，為贏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輸送著源源不斷的炮彈。

　　就任沈陽衛戍司令

　　錦州戰役完成後，部隊回師攻打沈陽，進展順利，形勢很好。軍區的後方也由哈爾濱往南移向沈陽。東北局確定陳雲為沈陽市軍管會主任，伍修權和陶鑄為軍管會副主任，同時，伍修權還兼任沈陽衛戍區司令，陶鑄兼任衛戍區政委。1948年10月，他們從哈爾濱經吉林、撫順先後到達沈陽。當時，沈陽市區的戰斗還沒有完全結束。沈陽市郊的我軍炮兵還在嚴陣以待。他們不顧安危，想辦法進入了沈陽市區。由於伍修權曾在沈陽呆過一段時間，對那裡的道路比較熟悉，把臨時指揮地點設在大和旅館。陳雲著重制定接管經濟措施，伍修權與陶鑄負責制定了衛戍方案。當時市裡未放下武器的殘餘敵人已成瓮中之鱉。面對形勢，城中的國民黨軍隊來找我軍聯系起義。伍修權和陶鑄商量之後，決定只解除他們武裝，接受其投誠，不接受他們起義，以免背上包袱，妨礙整個部隊行動。11月2日，我們的部隊和人員大部分都到達沈陽市內，沈陽市的戰斗取得最終勝利。

　　擔任沈陽城衛戍的部隊有兩個正規師。伍修權和陶鑄政委按照地圖，於11月2日當天就安排好各個師部、團部的位置，布置了各部隊負責衛戍的地區。3日，他們又聯合簽署了衛戍司令部第一號布告，宣布我軍的入城紀律和有關規定，以維持社會治安和建立民主秩序。接著與陳雲和陶鑄聯名發布了沈陽特別市軍管會的布告，宣布了保護公私財產等有關政策。還同沈陽市公安局長聯名發布了衛戍司令部和市公安局的聯合布告，命令我方軍政人員保證不准私自住宿民房和商店、旅館等外，以杜絕和打擊國民黨殘餘分子和少數壞人冒充我方軍政人員，對人民群眾進行敲詐勒索，破壞我黨我軍聲譽。

　　正當伍修權為沈陽接收工作而忙碌工作時，接到中央的命令，東北的部隊成立第四野戰軍，下轄四個兵團：十二兵團司令肖勁光；十三兵團司令程子華；十四兵團司令劉亞樓；十五兵團司令鄧華；同時命令野戰部隊盡快入關，另建東北軍區，伍修權仍舊擔任軍區參謀長，段蘇權為副參謀長。軍區下屬好幾個獨立師和高炮部隊，還有軍政大學等單位。具體工作主要是伍修權和段蘇權去做。伍修權又一次帶著中央的期望，去實現新的勝利。

　　捨家為國

　　1941年3月，伍修權接到中央命令，從蘭州調回延安工作。他已經習慣了天南地北的工作調動。交待過工作後，伍修權帶領全家離開蘭州前往西安。離開蘭州時，為了減少人員，不引起敵人的注意。伍修權決定留下一個孩子交給百姓代為撫養。原來准備留下大孩子曼曼，但因她已經會說話，怕她說漏了嘴，讓人知道她是八路軍的孩子，給老百姓帶來麻煩，便決定將二兒子天福留下。天福當時纔一歲多，還不太會說話。他的愛人十分不捨，但她明白為了革命工作，為了更多的孩子過上好日子，只能對不起自己的孩子了。他們夫婦帶著無盡的思念離開了蘭州。直到全國解放後，伍修權纔重新見到了天福，那時，他已經是一個十二歲的少年了。

　　在根據地工作4年後，伍修權又帶著中央的囑托，離開延安來到東北。此時的東北雖已驅趕走了日寇，但國民黨、蘇聯等各種勢力交織在一起，情勢復雜。為了盡快做好接收工作，日本宣布投降的一個月後，伍修權就拋下自己的小家，匆忙地離開延安。第二年的2月，他的第五個兒子出生時，伍修權正在東北夜以繼日地工作著，沒有機會看到這個最小孩子的降生。1947年初，葉劍英同志交代軍調部的董越千同志，去延安聯系工作時，把伍修權的家人先接到北平。這一次，又是為了革命工作的安全，伍修權夫婦再一次面臨離開幼子的痛苦。年僅一歲的延力被留下來，交給老百姓撫養。為了工作需要，她的妻子又帶著孩子從北平來到哈爾濱，協助伍修權工作。

　　他的妻子原來的身體就不太好，但為了伍修權能集中精力搞好工作，她獨自一人長期承擔著全部家務和教養子女的重任，身體健康每況愈下。盡管這樣，她從沒有把自己身體的實際狀況告訴丈夫。1945年伍修權離開延安時，她就對他說過：『我們孩子多，我也不想別的，只要把他們帶好，也就盡到革命責任了。』平實的話語中，體現著她對革命、對家庭質朴的愛。到北平後，她的病情越來越重，但她為了支持革命工作，還是帶著孩子們來到了哈爾濱，每天樂觀地默默地支持伍修權工作。1948年的夏天，她的病情進一步惡化，醫生已經無能為力。1949年年初的一個悲傷的夜晚，她在伍修權緊握的雙手中，帶著對革命勝利的向往，默默地離開了為之奮斗的革命事業，離開了她熱愛的丈夫、孩子。她去世時還不滿30歲。

　　為了革命，伍修權和他的妻子在分離中，體會著革命者至高無上的愛。伍修權把對妻子無限的思念留在哈爾濱的土地上。從此，他與哈爾濱永遠地連在了一起。黑土地上留下了他忘我工作的足跡，全國勝利的號角中，有他和他亡妻默默奉獻著的音符。□

　　(作者單位：中共黑龍江省委黨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