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抗聯是中國共產黨創建和領導的人民軍隊，但是由於斗爭環境的惡劣，從1935年起就與黨中央失去了聯系，他們只能從在蘇聯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那裡得到黨中央的一些指示，後來這種聯系也中斷了，這對抗聯來說是個極大的損失和遺憾。在這種情況下，抗聯的領導人不斷地給黨中央寫信，並急切要求去延安直接向黨中央匯報工作，殷切地期待著與黨中央取得聯系，回到黨的懷抱。有的在受到錯誤處分、開除黨籍的情況下，依然對黨忠貞不渝，堅信不移，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忠於黨、忠於祖國的崇高品質。

　　一天也不能離開黨

　　抗聯將士心中時刻裝著黨。為了及時聽到黨中央的聲音而歷盡千難萬險。同時在那種艱苦的環境下，黨內斗爭也是復雜而激烈的。由於當時黨內『左』傾思想的影響，一些人受到錯誤的批評和處理，但即使遭受到不公正處理，這些黨員乾部也沒有因此而消沈，他們依然以自己的行動，表現出對黨的忠誠和信任，這實在是難能可貴的。趙尚志就是其中的一位。趙尚志是個歷經波折而意志堅定的抗日將領。他三次被捕入獄，兩次被錯誤開除黨籍，但這些都沒有挫傷他的斗志和失去對黨的忠誠和信任。

　　趙尚志英勇善戰，威震敵膽，被稱為『中國的夏伯陽』。曾經與趙尚志並肩戰斗過的東北抗聯戰士李在德在發表的《尚志悲歌》的文章中，對趙尚志『一天也不能離開黨』這種對黨忠貞不渝的情操給予了高度贊揚。她在文章中說：大約1943年夏季，在蘇聯八十八旅聽到趙尚志將軍犧牲的消息，我心裡難過極了。蘇聯當時出過一本小冊子，稱他為『中國的夏伯陽』。是趙尚志將軍促成了我和保合同志的婚姻，也因為他錯誤地被開除黨籍的原故，我們也曾一度錯誤地被開除了黨籍。在我的革命生涯中，他是對我影響相當大的人。

　　1935年在湯原游擊隊時，我們就聽說了三軍的趙尚志同志非常能打仗。還有人講，他平常穿的衣服很隨便，像個『伙夫』，到老鄉家裡沒人能認出他是司令員。每次打仗繳獲的戰利品、衣物等，他都先分給戰士們。1937年7月，北滿省委擴大會議在六軍被服廠召開，我纔第一次見到趙尚志同志。他個子矮小，臉黑瘦，穿一件繳獲日軍的舊軍裝，好像槍也沒有帶，同周保中、李兆麟、馮仲雲這些穿戴整齊的首長們在一起，顯得非常隨便，不像個領導乾部。他性格活潑，說起話來比比劃劃，沒有一點架子，我們戰士都覺得他容易接近，好說話。如果不是從近處細看，一般覺察不出他有一只眼睛是壞的。這就是威震三江讓日寇膽寒的趙將軍。

　　1941年9月，我和保合同志正隨著王效明支隊，沿撓力河畔艱難西征依蘭，和飢餓、死亡搏斗時，趙尚志也在蘇聯領受任務，率姜立新、張鳳岐等5人小分隊，回東北湯旺河上游活動。按照任務預定時間，要求他們12月份返回蘇聯。但趙尚志讓張鳳岐等人先回去了，他只帶姜立新留在國內。據張鳳岐同志回憶：『趙尚志對在蘇聯押了兩年(應是一年半)不滿……趙尚志寫了很多材料，莫斯科(中共中央代表)也知道趙尚志過去(過境)，就不知道人在哪兒。趙尚志寫的信，莫斯科也接不到。他自己寫的材料，誰也不讓背，別的任何東西都不要，小書包總是自己背著。趙尚志表示：「認可自己死在東北，也不回蘇聯去了！」他讓我們4個同志弄馬，奔洮南到關裡延安去。我們3個人先回去的。我告訴姜立新：「回去時一定把趙尚志領回去，不回去不行！」』

　　1943年7月，我看到姜立新，我問他：『趙司令呢？』姜立新說：『犧牲在東北啦。』姜立新告訴我：『趙尚志他們5個去繳梧桐河警察所，途中姜立新解手，劉炮(混入隊伍的奸細劉德山)開槍打傷了趙尚志，後來犧牲了。還有一個新補充的隊員被打死了。趙尚志同志的屍體，現在也未查清下落。』

　　可見，趙尚志將軍殉國以前，就已經抱定了寧為真理而犧牲的決心。他要到關內去找黨中央、毛主席，匯報『王康指示信』在東北黨組織內造成的混亂影響。他要向『母親』表明一個被無辜開除黨籍的布爾什維克，對黨和人民的赤子之心，對革命理想至死不渝的忠誠。曾參與謀殺趙尚志將軍的日本戰犯東城正雄，在反省文章裡回憶：『審訊馬上開始了。趙尚志將軍神態威嚴，一言不發，只是輕蔑地看著在他身前身後轉來轉去的日本人。不管日本人怎麼問，趙將軍都是以沈默來對待。直到最後，他纔憤怒地說：「你們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對你們沒什麼好說的。就是說了，也是對驢彈琴——沒有用！」這時，由於傷勢過重，失血過多，趙將軍昏倒了。到了1942年2月12日早晨8點鍾，他的心髒停止了跳動。』

　　聽說，趙將軍的頭顱是由三江省警務廳警備股的人鋸下來的，後來，將軍的遺體被人投入了松花江中。

　　風悲松山黯，雪怒三江寒，壯士隨波去，長歌慟地來。民族英雄趙尚志，從1932年參加東北抗日斗爭，幾起幾落，百折不回，與日寇浴血奮戰10年，戰功卓著。日偽聞風喪膽，哀嘆：『小小的滿洲國，大大的趙尚志。』無論多麼險惡的逆境，都無法動搖他堅定的信念，他堅持革命，直至壯烈殉國(年僅34歲)。

　　趙尚志的一生，是始終忠誠於黨的事業的一生。他是個堅貞的共產主義戰士。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民族解放斗爭中，他堅強不屈，英勇奮斗，為人民做出了重大貢獻，直至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生命。渴望見到黨中央

　　曾任中共北滿臨時省委書記的馮仲雲在1939年就致信黨中央，渴望見到黨中央。馮仲雲是一位經歷比較特殊的抗日將領。他原是一個稚嫩的江南學子、教授，而後成為抗日將領。他成長於風雷激蕩的大革命、土地革命時期。讀中學時開始參加愛國學生運動。考入清華大學後，在蔣介石背叛革命的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在經歷獄中磨難之後，以22歲的年齡到哈爾濱出任東北商船學校教授。九一八事變後，學校遷往青島，他毅然留在東北這塊災難深重的土地上，與苦難的東北人民一道與凶惡的日本侵略者抗爭。此後，他經歷過在敵人盤踞的城市領導艱險的地下活動，在冰天雪地中與敵人拼死廝殺。1936年9月任中共北滿臨時省委書記。1938年後，在令人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中，他與戰士們常以草根、樹皮為食，堅持戰斗。此時，作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路軍政委的馮仲雲與第三路軍總指揮張壽籛(李兆麟)一起，領導了大小興安嶺、黑嫩平原的一系列游擊戰斗，給在日偽殘酷統治下的東北同胞以極大的鼓舞。

　　與那些在槍林彈雨中倒下的戰友相比，馮仲雲可以說是幸運者，他看到了日本侵略者向中國人民投降。抗戰勝利後，他出任松江省主席，建國後任北京圖書館館長和多年的水利部、水利電力部副部長。1955年，在莊嚴隆重的向解放軍將領授勛儀式上，他光榮地接受了毛澤東主席親自頒發的『八一』勛章和一級『獨立自由』勛章。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止了他的生命，他一定會對黨對人民有更多的貢獻。他被迫害致死時，剛剛60歲。馮仲雲是一個意志堅定的人，同他在革命斗爭低潮時參加共產黨一樣，在東北抗日斗爭最艱苦的情況下，他依然執著地想與黨中央取得聯系，努力爭取得到中央的直接領導。1939年9月，馮仲雲和中共下江特委書記高禹民渡過黑龍江到了蘇聯的伯力城。

　　馮仲雲到蘇聯擔負兩項使命：一項是尋求蘇聯對抗聯的援助，另一項是打通與中共中央的聯系。相比之下，這後一項對於黨組織和抗聯戰士是更加迫切的。他和高禹民住下後，就向蘇方提出到延安去找中共中央，或者到莫斯科找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照料他們的聯共老游擊隊員耐心地聽著他們的要求，而無法回答，只是讓馮仲雲寫報告。馮仲雲坐下來，一種渴望見到中央，訴說一切的激情油然而生，思想的泉水噴湧而出，手中的筆飛快地移動著，在紙上留下一行行字跡。親愛的中共中央負責同志：

　　從1935年5月至1939年5月，整整4個年頭了。這是多麼悠久的歲月啊！這4個年頭中，北滿黨完全是處在四外隔絕的狀態中，他們與外部沒有任何的聯系，得不到任何直接的援助，沒有得到上級組織上的領導，他們簡直好像《隨軍西行見聞錄》裡所說的『化外黨部』一樣。但是值得中國人民的嘉許、中國共產黨足以自豪的，是他們在敵寇空前嚴重壓迫之下，在巨艱萬難的環境中，本著共產黨員的真正革命的精神前僕後繼，不怕犧牲，不惜流血的向前邁進。『一息尚存，誓死抗日』，使我大中華民族解放史上呈現燦爛的光輝。之後，他敘述了哈東地區抗日波瀾之洶湧與低落，松江沿岸抗日高漲與『珠湯聯席會』，日偽軍對松江沿線的進攻與北滿省委執委擴大會議，北滿反日運動的重整與北滿黨的轉變，九次常委會及北省執委二次全會。筆下所展現的實際上就是北滿反日運動4年間的發展簡史，抗日斗爭的順利和挫折，政策、策略的正確和失誤，悲壯的犧牲和無恥的背叛，都毫無掩飾地寫出。這篇報告還寫到了黨組織和部隊當時的狀況和工作計劃。在工作計劃中，談到了『與國內抗戰取得聯系，消滅東北與國內抗日運動之隔離性』的設想。長達3萬多字的報告，馮仲雲只用4天就完成了。從這兒也可以想象出他要與黨中央接上關系的急迫心情。

　　懇切而深情的報告

　　中共南滿省委書記、東北抗聯第一路軍副總指揮、政治部主任魏拯民也是個學生出身而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他在抗聯最艱苦時期，一樣把與黨中央取得聯系，向中央請示工作作為工作的重要內容。魏拯民是山西省屯留縣人。他在太原中學讀書期間，受到革命思想影響，1926年曾參加反對軍閥閻錫山的革命活動。同年加入共青團，翌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後曾在北平宏達學院、安陽軍校等地學習。1932年春受黨委派來東北，先後任中共哈爾濱市委組織部長、道外區委書記、哈爾濱市委書記等職。期間他積極發動群眾開展反日斗爭。1934年12月被派往東滿地區巡視工作。1935年2月被選為中共東滿特委書記。同年5月，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成立，他兼任政委。5月末，為了向黨中央和共產國際匯報工作，奉命去莫斯科，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匯報東滿黨組織和抗日斗爭情況，並出席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1936年初回國後，任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軍政委。同年7月與楊靖宇共同主持將東滿黨組織與南滿黨組織合並組成中共南滿省委，他擔任省委書記，同時擔任抗聯第一路軍總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東北抗聯第二軍軍長王德泰犧牲後，他全面承擔了領導與指揮第二軍的重任。1937年七七事變後，他帶領部隊主動出擊，牽制日軍入關，積極配合全國抗戰。1938年5月，他擔任抗聯第一路軍副總司令。魏拯民不僅是一位深謀遠慮的軍事指揮員，更是一位穩重老練的政治工作乾部，他為東南滿地區黨的恢復、發展，地方工作的開展，軍隊政治工作制度的健全都做出了重大貢獻。他作風朴實，平易近人，雖然身患嚴重心髒病，卻處處以身作則，深受廣大指戰員的愛戴。楊靖宇犧牲後，他擔負起指揮抗聯第一路軍開展游擊戰爭的重任。他抱病指揮部隊與敵人浴血奮戰。

　　1940年4月，時任中共南滿省委書記兼東北抗聯第一路軍副總司令的魏拯民，向中央代表團寫了一份懇切而深情的報告。

　　報告中說：

　　敬愛的同志：

　　在正式報告我南滿黨與第一路軍的各種問題之前，先陳述一下我們幾年來的感想。

　　自1935年七次代表大會(共產國際七大)以後，在1935年秋季，在哈爾濱接到王明同志的著作《為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奮斗》小冊子以後，就完全斷絕了中央與北滿的關系，因而也就得不到中央的具體指示與中央所發行的文件與通訊，即對一般群眾所發行的書籍報紙等亦見不著跡影。同時，狡猾的日賊還從四面進攻我們。一切的工作，都是幼稚的。我們有如在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小舟，有如雙目失明的孩提，東碰西撞，不知所從。當目前偉大的革命浪潮洶湧澎湃之際，我們卻似入於銅牆鐵壁中，四面不通消息，長期間在鼓中，總聽不到各處革命凱歌之聲。當然實際情況並不止此，自從與上級機關中斷了聯系之後，我們在工作上還不斷遭到不可想象的重大損失。就是一般乾部中在思想上、行動上，已發生了或大或小的變化，動搖、悲觀、失望等現象。我們終日所希望的，就是不要再度長期中斷了聯絡。我們很懮慮，萬一再度長期斷絕了這種聯絡時，不知將來更要遭到怎樣嚴重的後果呢？

　　報告分四個部分，最後向中央提出：要中央派乾部和送來文件，以便得到中央的直接領導。

　　1941年3月8日，在敵人的重重圍困中，魏拯民病逝於樺甸縣夾皮溝牡丹嶺四道溝密營。他把自己的一生貢獻給了中華民族解放的偉大事業。去世時年僅32歲。

　　想念延安真像孩子想娘一樣

　　東北抗聯第二路軍總指揮周保中也是如此。他深切地盼望和想盡一切辦法與黨中央取得聯系。他想念延安真像孩子想娘一樣。

　　周保中是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是雲南省大理人，白族，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北伐戰爭中，歷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營長、團長、副師長。以後被黨組織派往蘇聯學習。九一八事變後，從蘇聯回國，任中共滿洲省委軍委書記。1932年到吉東地區組織抗日武裝，被抗日義勇軍、吉林自衛軍的士兵當日本暗探抓起來。他被用繩索捆綁著，由排、連、營、團一層一層往上送，最後被押到吉林自衛軍左路軍軍部。他臨事不亂，從容、鎮定地應對，一番抗日救國的肺腑之言，不但使他化險為夷，還被當作上賓接待。自衛軍的首領當場決定把他留在部隊。以後，他通過黨派到救國軍任參謀長的李延祿推薦，到王德林救國軍總部任總參議，指揮部隊三次攻打寧安縣城，給日軍重大殺傷。抗日義勇軍失敗後，他組織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抗日部隊，發展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五軍，並擔任軍長、黨委書記。

　　1940年4月，周保中任中共吉東省委書記。1942年7月任東北抗聯教導旅旅長。1945年9月以後歷任東北人民自衛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東北局委員、東北民主聯軍副司令員兼東滿軍區司令員、吉林省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副司令員兼吉林軍區司令員。1950年後任雲南省軍政委員會副主任、省政府副主席、省政協主席、西南行政委員會政治委員會主任等職。1953年後任國防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全國政協常委等職。1964年2月病逝於北京。

　　著名記者穆青(穆青，回族，1937年參加革命，任延安《解放日報》記者、編輯，建國後任新華社上海分社社長、新華社國內部主任、新華社社長、中共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等職)曾在解放戰爭的戰火硝煙中采訪過周保中。他回憶到：周保中同志說，從1937年起，他們即與中共中央及關內失去了任何聯系，完全陷於孤軍奮戰的困境。最難忍受的還不是彈盡糧絕、挨餓受凍，而是聽不到黨中央的聲音，接不到黨的指示。在最艱難的日子裡，想念延安真像孩子想娘一樣。有一次，他們搞到一份毛主席的《論持久戰》，大家如獲至寶，你傳我，我傳你，抄的抄，摘的摘，毛主席的話就像茫茫大海的指路明燈，給了他們無窮的智慧和力量。

　　『想念延安真像孩子想娘一樣』就是抗聯將士心系黨中央的真實寫照。在最艱難困苦的斗爭歲月裡，抗聯指戰員遵循黨的抗日救國總方針，在與敵人進行頑強戰斗。以楊靖宇為代表的抗聯隊伍裡的中共黨員更是牢記黨的宗旨，時刻不忘黨的領導。黨在抗聯指戰員的心中，就是抗聯堅持苦斗到底的精神動力和支柱。

　　(選自《東北抗聯紀實》,《世紀橋》2011年第二期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