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聯的斗爭是極其艱苦的，它與紅軍長征、南方三年游擊戰一同被譽為中國革命史上的『三大艱苦』。原新華社社長穆青曾寫過：『在抗日戰爭期間，我親身經歷了無數苦難，在晉西北吃過黑豆糠皮，在冀中鑽過地道，但是，比起東北抗聯遇到的困難，實在是算不了什麼。我也讀過不少中外戰爭史，看到過不少反法西斯斗爭的英雄事跡的報道，但是，論其戰爭的殘酷性、艱巨性，還沒有一個是超過東北抗聯的。』
抗聯斗爭的艱苦，首先是斗爭環境極其惡劣。東北的冬季異常寒冷，零下三四十攝氏度的嚴寒，奪去了無數抗聯戰士的生命。比天氣更險惡的，是日本侵略軍。抗聯被日軍稱為『滿洲治安之癌』，為徹底消滅抗聯，日軍制定了一個又一個『治安肅正』計劃，妄圖隔斷抗聯與人民群眾的聯系。他們動用大量兵力進入深山密林進行大規模的『篦梳式』、『踩踏式』搜剿。日軍兵力是抗聯的十數倍乃至上百倍，一旦發現抗聯，就會『像壁虱一樣盯住不放』。抗聯每與敵人交火一次，都要連續不停地奔走上百公裡，以擺脫追擊。即使是吃一頓飯，抗聯部隊都要付出血的代價。『那時，犧牲容易，堅持下來難。』『過的是野人生活，年月日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是個頭。』尤其是1938年在敵人瘋狂『討伐』下，抗聯各路軍的遠征，更是艱苦到了極點。就是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抗聯戰士以鋼鐵般的意志與敵人頑強作戰。有些人雖然與黨組織和軍隊領導失去聯系，但是，他們仍然堅持抗日。
抗聯斗爭的艱苦環境和知難而進、艱苦奮斗的精神超出了人們的想象，是任何一支部隊所未經歷和無法比擬的。
東北抗聯從建立那天起，始終在日軍和反動勢力的瘋狂『圍剿』下進行抗日斗爭，他們以堅強的意志，不屈不撓的戰斗度過了那艱苦歲月。
抗聯老戰士喬邦義的回憶
抗聯老戰士喬邦義是在抗聯進入最艱苦時期入隊的。他經歷了抗聯的艱苦生活和無情慘烈的戰斗，他講述了兄弟五人參加抗聯，而犧牲三人的悲壯歷程。
喬邦義是吉林省長白縣十九道溝雙山頭人。1937年他與大哥喬邦仁、三弟喬邦禮、四弟喬邦智、五弟喬邦信相繼參加了抗日聯軍和從事地下工作，喬邦義是抗聯第二軍第六師第八團戰士，他在講述那段難忘的經歷時說：
我從1936年開始就給紅軍(抗聯)辦事，搞偵察、買藥品等。1937年『歸屯』後我就參軍了。我父親叫喬佔山，是個窮苦農民，當時已經癱瘓了，他勸我們去當紅軍打鬼子，不要管他。我們哥五個都走，擔心父親的病，全家人大哭了一場。臨走時，父親哭著囑咐我說：『老五最小(指五弟喬邦信)，我把他交給你，無論如何不能把你五弟扔了。』我向父親作了保證。我們是夜黑頭出發的，和我們一齊走的還有老蔣家的大兒子。 我參軍的部隊是抗聯二軍六師八團。五弟跟著我，其餘的人都分開了。當時，同志之間誰也不知道姓什麼叫什麼，因為若讓敵人知道了誰家有人當紅軍就全家殺光。一個連隊三個排，一個排三至四個班。十個號一個班，叫誰就叫號，名字只有師首長知道，即使這樣保密也死了不少人。我大哥腿不好，當了交通，搞聯絡。他在頭一年的冬天被捕犧牲在長白縣城西炮臺，那裡是殺人場。後來，三弟也犧牲了。四弟於1938年入了黨，外號叫『四當家的』。他小時候念了幾天書，參軍後當了幾天戰士，後來就保衛師首長，當了機槍班長兼射手，長期跟隨師首長。1938年，抗聯第一路軍下設三個方面軍，我們的師首長是第二方面軍的總指揮。1939年，第一路軍的總司令楊靖宇駐在濛江縣，我們住在和龍縣山上。秋後召集三個方面軍領導會議，我四弟和五弟都去了。五弟是六師長的警衛員，給總指揮背皮包。當時，總指揮共帶了30多人去開會。其中有一司號長叛變了，走露了消息，敵人便調來了大批軍隊，放了許多『卡子』。這次會議是在大原始森林中由楊靖宇將軍主持召開的，開半天就換地方，換了好幾個地方纔把會開完。往回走時，途中碰上了『卡子』，被敵人發現了，開了火。在激戰中，為了保衛總指揮，四弟將敵人的火力引到自己這邊，結果他壯烈犧牲了。當時我在八團團部，聽到四弟犧牲的消息特別難過。
東北抗日聯軍的生活是艱苦的。我參軍幾年沒住過房子，真是『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吃飯很困難，既無供應又無錢買。砍樹種地吧，敵人的飛機總出動，一發現我們開荒種地就出兵『討伐』，唯一的辦法是打進村落從敵人那裡或者從大糧戶那裡拿，再就是秋收季節搶收地主的糧食。穿的也困難，當時我們穿衣服很破，先破拐肘，後破膝蓋。解決的辦法就是打村落，再就是從死人身上扒。打死了敵人就量個頭，大個找大個，小個找小個。我們的槍支彈藥不缺，就是缺吃的，三頓五頓，甚至三天兩天吃不上飯是常事。當時以苞米粒、黃豆粒為主，能吃上苞米面和大米碴子就是頂好的了。什麼時候能吃飽飯呢？就是打下據點後的第一頓飯。幾頓不吃，冷丁吃一頓也真夠受，所以同志們幾乎都有胃病。
第二方面軍大部分是朝鮮族同志，朝鮮族婦女真是好樣的，禁得住折騰。當時有個女特別連，打仗唱歌，對敵喊話，特別活躍。朝鮮族對漢族特別好，十分親密。女同志在連隊負責做飯，如有病號行軍，她們就用飯盒為病人拎著飯，有時犧牲了，手裡還攥著飯盒。男同志也一樣，我們八團大部分是漢族，七團全是朝鮮族，警衛連和教導隊漢、朝族混雜，執行任務時都搶著乾，而吃飯的時候卻互相讓。那時我們每人一把小勺，吃完飯，小勺往腿繃裡一插就完事。其實，很多時候全是吃炒苞米粒，連小勺也用不著。盡管生活苦，卻沒有一個叫苦的人。
我們二方面軍活動在長白、濛江、臨江一帶。冬天我們的兵力就集中起來，雪化了就分散活動。敵人很難找到我們，常常被我們打得蒙頭轉向。我們打游擊戰，跟敵人斗心眼兒。最多的一次是一天打了24仗。我們慣於打埋伏戰，冷不防打他一家伙，打了就走，敵人吃了虧，就跟?追，我們又埋伏起來，把機槍架好，敵人來了又是一頓掃射，打完又跑。人有個毛病，打埋伏時越怕咳嗽就越咳嗽，急眼了就把頭拱到雪裡咳嗽一聲。有時槍一響就衝鋒，敵人愣了，不等他還槍，我們就上來了。日本兵很頑固，死不投降。滿洲兵(偽軍)熊，一喊就舉手投降。有時滿洲兵還打死日本兵。當動員他們參加抗聯時，他們不願意，因為怕遭罪。我們對他們教育後就放他們回去，告訴他們下次再抓住就不客氣了，實際再抓住也不弄死。日本人被我們打怕了，每逢行軍都把偽軍安排在最前頭和最後邊，他們在中間。可是日本兵穿的是黃呢子，老遠就能看出來，我們專打他們。
在長白縣，我們打過好多村落，只是沒打長白縣城。我們並不怕長白縣城的兵力，是怕朝鮮惠山鎮的日軍增援。當時，仗打得真夠苦的。1938年以後，幾乎每天都打，槍不響就吃不上飯。打村落，打木場子，打糧車。打下糧草，一邊趕著車，一邊吃。秋天主要吃苞米粒和土豆，冬天吃牛肉，肉當飯吃，糧當茶。繳獲來的牛，現吃現殺，用火燒，燒得半生不熟。當時的生活這麼苦，可是大家的情緒很高，還搞學習和娛樂活動。行軍時用紙寫上字，貼在背包上，後邊看前邊的，行軍休息或晚上宿營時，還唱歌跳舞。唱歌時開始小聲唱，唱著唱著，感情激動起來，就放開嗓子唱。部隊朝鮮族同志常跳朝鮮舞，有時大家一齊跳，十分高興。
1939年，就更艱苦了。記得有一次在大楊樹那個地方，我們曾7天沒吃到一粒糧食，100多名戰士最後只剩下17個人，其他都犧牲了，我們的團首長也受了重傷。當時，補充兵員是不可能的。由於抗聯分散作戰，這裡打，那裡打，敵人摸不清我們有多少人。我們六師八團最後只剩下三五個人了。但是我們仍然跟隨抗日聯軍與日本侵略軍進行斗爭。
抗聯老戰士王明貴的回憶
1938年以後，抗聯進入了非常艱苦的斗爭時期。王明貴回憶了在敵人嚴密封鎖和『討伐』下，近似於野人的生活環境，他對那段生活和戰斗在叢山密林裡的難忘經歷進行了這樣的講述：
東北抗日聯軍北滿部隊，冬季生活和戰斗在沒有村莊、人跡稀少的叢山密林裡，足跡踏遍整個小興安嶺，既要同進剿的敵人作戰，又要和惡劣的自然條件作斗爭。 小興安嶺的西部山林和平原居民之間的許多地方，居住著日本的移民——開拓團。這些日本人備有武器，也阻礙抗聯的活動。日本軍隊、偽滿軍隊駐紮在沿山的村莊，在敵人的指揮中心，備有汽車，隨時出動運輸作戰部隊。他們的交通電話設備齊全，各地的特務漢奸可以隨時向日本鬼子報告抗聯的行跡動向。抗聯進入屯子時，就得和有工事依托的敵人作戰，槍一響四面八方的敵人都來增援。我們處於被圍的境地，撤退時還要突破山邊的敵人封鎖線，敵眾我寡，力量懸殊，我腹背受敵。敵我作戰時，當地群眾也難免要遭日寇炮火的殺傷。在上述不利的情況下，我們不能佔鄉村，被迫進入山裡，依靠小興安嶺的山地、河川和森林同日軍作長期的殘酷斗爭。
離開了村莊，我們遇到的第一個困難是缺乏給養，特別是冬季到處白雪皚皚，積雪一二尺厚，氣溫在零下四五十度。敵人每年就在這個時候對我們發起連續進攻和輪番搜山，跟蹤追擊，使我們得不到一點喘息機會。隨身攜帶的有限糧食吃光了，為了堅持斗爭，有時也不得不殺戰馬充飢。吃那些瘦馬肉，沒有油鹽，又腥又塞牙。馬匹是同志們在戰斗中流血犧牲換來的，它們曾幫助我們馱過沈重的軍需物資，晝夜行軍作戰，吃的是枯草、樹枝，喝的是冰冷雪水。在殺食戰馬的當時，我們的心情都特別難過，誰也不忍心下手。但為了同敵人戰斗下去，不殺戰馬又有什麼辦法呢？
一過了冬天，在萬物復蘇的春季，我們就在森林裡采集各種各樣的野菜吃。最好的野菜是韓蔥，它長在山坡上。味道比平常的家蔥更新鮮(相傳這種韓蔥是過去向皇上進貢的上等珍品)。此外，槍頭菜、菠菜、山白菜、明葉菜、二莢芹、河菜等都是我們常吃的野菜。還好，這些野菜到處都有，每逢宿營的時候，大家便分頭去找，很快就可采來。有些野菜可以從春天吃到秋天。
夏季還可以吃蘑菇，黃蘑、松蘑、木耳等都長在朽木上，到處能采到。有時我們還能吃到各種飛禽走獸。林茂草深的季節，敵人上山『圍剿』，追蹤困難，我們常常出去打獵改善生活。部隊在沒有人煙的森林裡，生活非常困難，要想吃到糧食，必須在戰斗中繳獲。
敵人強迫老鄉實行『糧谷出荷』，規定了配給制度，各家不准存有餘糧，私人也不允許買賣。他們恫嚇百姓，誰送糧或賣糧給抗日聯軍就是國事犯，以通匪論處，輕則關押，重則死刑。山裡，抗日游擊區的人民知道我們是打日本的，甘願冒著生命危險幫助我們。如綏棱縣東八井子魏振邦、十三井子趙啟、柴家店柴老四等。他們把苞米堆在地裡不往回拉，有的把苞米棒放在場院明顯的地方，讓我們去取。特別是六井子盧子揚，以拉木頭為掩護，用馬爬犁把糧食運到山裡，秘密地交給了我們。綏棱縣欒家燒鍋一個張寡婦(徐秀)，她給郭鐵堅部隊供給了好多糧食。我們部隊進屯籌糧，利用人背馬馱，把一口袋一口袋糧食，分散隱藏在大樹底下、稠密的叢林中以及山崗上，以使我們行軍、作戰隨時來取。
深山老林裡，沒有村莊，人跡罕見，而誰又能背營房子行軍作戰呢？我們一年四季都是這樣野外露營的。天作紗帳，地當軍毯，陪伴我們睡覺的，一邊是溫暖的火堆，一邊是寒冷的霜雪。
北滿的冬天，氣溫常常降到零下40多度，地凍三尺。人在這樣嚴寒的氣候下，不攏火就會凍死。夏天蚊蟲、瞎虻、小咬特別多，人馬從林中、草地經過，在頭頂上和背後跟著一群蚊虻，特別是在部隊前面行進的那十幾個人，前後左右，上上下下，嗡嗡直叫，飛來飛去，瞅機會來叮咬。中午行軍時，長得像花生大的瞎虻，人們見了心中不禁有些懼怕和厭煩。走在最前面的人，得拿蠅甩子或撅一把樹枝子不停地抽打著，可是一不小心，被它們咬了一口，又癢又疼。軍馬被咬得渾身流血，宿營時，只有搭個馬棚纔能使牲畜減少蚊虻的叮咬。對這種害人蟲只有用濃煙熏纔能把它們趕跑。有了火光，野獸也懼怕不敢靠前，所以露營後攏篝火成了我們抗聯戰士必不可少的工作。我們隨身攜帶伐木工具，每到一個宿營地，你聽吧，『?嚓、?嚓』的是放樹的聲音，『哧啦、哧啦』是鋸木頭的聲音，我們一到，整個森林，一片喧嘩。
采伐完畢，樹乾作柴攏篝火，小樹枝兒和葉子再加些枯草可以鋪墊，圍著篝火放一圈，一坐暄騰騰的，還真有點像現在的沙發床哩。夏季，為了避免受潮生病，青草每天得換一次，因為新鮮的青草和樹葉沒有腐爛,既隔潮又發熱，不傷身體，半濕不乾的草和樹葉子容易使人生病。攏篝火容易暴露目標，條件許可時，我們搭上帳篷或蓋個窩棚，稍遠的地方就看不到火光了。用繳獲和購買來的一些『洋布』，縫成寬長兩幅見方，並在四角處和頂篷中間釘上帶兒，用四根長竿架起來，或在地上釘4個木樁，四角栓在竿上，頂篷吊起來。這種自制的帳篷，搭起來只需一二十分鍾，拆除時只需幾分鍾，體積小，分量輕，便於攜帶。
夏天，帳篷既可防雨，又可防蚊蟲和瞎虻。下雨時，開頭帳篷裡有些小雨星，過一會兒，篷頂全濕透了，就不漏雨了。天冷時，生個小火爐，盡管帳篷外邊鑲上銀霜，蓋上白雪，可是，帳篷內依然暖融融的。
1938年秋季，抗聯第六軍西征到海倫。我們來到這個地區，敵人發覺後，布防嚴密，我們部隊經過長期行軍，跋山涉水，已疲憊不堪。在一無糧食、二無衣服的極端困難情況下，敵人企圖把我們困死在山裡。為了切斷我們同老百姓的聯系，敵人在山邊各屯實行重兵把守，還派部隊到山區輪番『討伐』。為粉碎敵人的進攻，我們派小部隊引誘敵人到山裡去，牽著敵人的鼻子在山裡轉來轉去。一方面打他的埋伏，一方面把山裡的所有的荒道踏平，以便於我們活動。部隊在山邊，為了隱蔽和露營防寒，在大地結凍以前，我們在山裡山邊，樹林地帶挖宿營基地。這種『基地』只需挖一人多深，寬3至5米，長10米左右。在牆的四壁埋上4個支柱，加上兩根橫梁，然後掛上篷布，在室內通道上攏火取暖，出入的地方挖樓梯式土坎，天氣寒冷時，只要在頂上搭一塊布就是很好的房子。敵人來了就把它變成碉堡和隱蔽部。1939年秋季，我們三支隊在海倫靠近屯子離敵人二三十裡的地方，挖了許多這樣的宿營基地，不光用它取暖休息，而且還用它作進攻的出發地。夜間進入屯子打擊特務警察，向人民群眾進行宣傳教育，組織抗日救國會等，天亮前能趕回來。敵人知道這一情況，千方百計地企圖毀掉我們的宿營基地。但地掘不動，怎麼也毀不了，敵人毫無辦法，我們卻利用它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敵人的大批兵力輪番入山『圍剿』，兵力數倍於我，用所謂『梳篦』森林的方法，妄圖把抗聯隊伍斬盡殺絕。我們處於劣勢情況下，同敵人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殊死斗爭，口號是把『進剿』的敵人埋葬在大森林裡。我們不能和敵人拼消耗，就采取了小組伏擊的戰術。打埋伏仗是我們游擊隊經常運用的戰術，每個隊員都很熟練，大家都爭先恐後地要求執行這樣的任務。那時曾出現過許多打伏擊的能手。白天我們打埋伏，夜間敵人攏火宿營我們就摸火堆。敵人在明處，我們在暗處，當我們秘密地摸到火堆跟前，機槍咯咯地響起來，只打得敵人鬼哭狼嚎，血肉橫飛。
日本鬼子看抗聯依靠茂密的森林作隱蔽，就每年放火燒山。山林雨少風多，草枯易燃，一著起火來往往要燒十天半月的，無法撲滅，只有在下大雨或下大雪時纔能熄滅。這確實對我們威脅很大。但是渺無邊際的大森林是無法燒盡的。我們輕裝善走，敵人在這裡放火，我們就迅速轉移到另一處去。敵人此舉也是枉費心機。
有時，我們的小股部隊將敵人引進森林的深處，主力部隊則趁機繞到敵人背後的山邊上來隱蔽，夜間突然進屯子裡搞給養作宣傳，有時還組織一支精乾的騎兵和步兵深入平原，奔襲敵人的後方據點，破壞敵人的巢穴。我們曾用這種方法打開過許多敵人駐守的大屯、據點，有力地打擊了日寇的囂張氣焰，鼓舞了人民的抗戰熱情。 (選自《東北抗聯紀實》,本文發表在《世紀橋》2011年第八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