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場殘酷的戰爭，把抗聯的官兵和戰友之間的情誼磨礪得更加深厚，那些流傳在部隊中反映抗聯將士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的動人心弦的故事舉不勝舉，今天讀來仍感人至深。
不能扔下李排長
在抗聯隊伍中，傷病、飢餓經常使許多戰士很難同部隊一起行動，如果掉了隊，在敵人的重重包圍中是抗聯會戰士非常危險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又是怎麼辦的呢？抗聯老戰士李敏回憶了不能扔下李排長的故事。
她說：1939年冬天，部隊離開燕窩島，向集賢到寶清的公路出發。三江平原的冬夜，冷得格外煞實，北風卷著『煙炮』，無情地、恣意地撕扯著、咬噬著衣衫單薄、腹中無食的抗日將士們。
隊伍在掙紮著前進，我們要趕在天亮前走完百裡的荒原，經集寶公路，進入寶清境內的鍋盔山，不然，在這一眼望不到邊兒的平原地區，一旦被敵人發現，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為了加快行軍速度，同志們互相體貼相互攙扶著。為了抵擋寒冷，有人把繳獲敵人的一件皮襖扯成幾塊，分給大家用。
在出發前的晚上，戰士們只喝了兩碗馬蹄湯，此時早已是腹內空空，飢餓難忍。但他們竭力支橕著，輪換架著負傷的李排長，一步一步地在那像鏡面一樣光滑的冰地上艱難地走著。
李排長已經參軍5年了，『上隊』以來，每次戰斗他都是勇敢堅強的戰士。在雁南島戰役中，他被敵人打傷右胸，因為缺醫少藥，得不到及時治療，傷勢逐漸惡化。再加上部隊長途行軍，忍飢挨餓，身體一天天被拖垮了。這些天，李排長抱著頑強的活下來的信念，想跟上隊伍，傷愈後好去打敵人。他用最大的毅力堅持著，從沒叫過苦，同志們無不佩服。今天，李排長像全身的氣力幾乎耗盡，再也不能支橕了，他停下腳步，大口大口地喘著粗氣說：『小李子，不要扶我了，你們自己走吧。』
我更緊地握住李排長的一只胳膊，堅決地說：『不，咱們一起走。』
又往前走了幾百米，李排長實在走不動了，在接連摔倒兩次後，他連爬起來的勁兒都沒有了，他坐在冰雪地上用盡氣力地說：『別再管我，你們走吧。』
自從李排長負傷後，這位老戰士頑強的意志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動，在立志向他學習的同時，也決心要照顧好他。今天，為了避免遭到敵人的阻截，部隊在急行軍，盡管形勢緊張，也不能丟下同志不管。我和另外幾個同志拼命地把李排長扶起來：『不，咱們一定要一起向前走。』
李排長嘆了口氣，有氣無力地說：『我實在是走不動了。』焦急中的我，幾乎是沒加考慮的立即蹲下身子：『排長，我背你走！』
雖然我很要強，但畢竟還沒到成年，個子又小，再加上餓了幾天了，我把背包、槍都給了小劉。我在前面背著李排長，小劉在後面托著，就這樣只走出不遠，我就感到渾身發虛，腿發顫，腳下像踩著個棉花團，走著走著，一個跟頭栽倒在地上。
這時，馬上有幾個戰士跑過來，一位年輕的戰士，又接著把李排長背著朝前走，可是他走了沒有多久也因沒有力氣而摔倒了。
這當兒，老黃同志跑過來，他組織大家從林子邊砍了幾根小杆，用同志們獻出的綁腿，很快就綁成了一副擔架。然而，在這如鏡面一樣光滑的冰雪道上，抬著擔架行走，幾乎是不可能的。
前面快要穿過集寶公路了，必須在天亮前通過這條橫道進山，纔能避免和敵人遭遇。可是，抬擔架的人遠遠地落在隊伍的後邊，大家十分焦急。
這時候，呼吸急促的李排長聲音顫抖而微弱地說：『我不行了……把我扔下……別影響隊伍前進……』
我們誰也不忍心把戰友扔下，商量著辦法，很快想出了好主意，把擔架放在冰道上，一頭掛上綁腿，像拉爬犁那樣拉著擔架走，既省力又加快了速度。就這樣，同志們在漫天的雪霧裡，拉著一個生命垂危的戰友，在風雪中前進。
總算走出了冰地，腳下又是坑窪不平的荒原。大家輪流抬著擔架往前走，這時，人們有個共同的信念，只要李排長有口氣，就一定要把他抬出荒原。
此刻，我手扶擔架，對李排長說：『排長，天亮前咱們就一塊進山了，到了那兒就好了，我們可以在山上昇起火來取暖。』
在坑窪不平的荒原上，4個人抬著擔架，一會兒這個人絆倒了，一會兒那個人跌倒了，走起來速度很慢。躺在擔架上的李排長半天沒吱聲，我在給他遮蓋衣服時，發現他的頭僵硬地歪倒在一邊，摸了摸手腕，脈已經沒有了。我再也忍不住了，頓時一串熱淚滾了下來。
剛纔，大家拉著擔架還走得滿有勁兒，可是，在知道李排長已經犧牲時，身上的勁兒忽然沒有了，一步也走不動了。
眼看著離前邊的隊伍越來越遠，為了趕上去，迎接新的戰斗，同志們不得不懷著悲痛的心情放下這位為了爭取民族獨立解放而付出生命的抗日聯軍的排長。
我和戰士們從路旁抱來一些草，掩埋好戰友的遺體，擦擦眼淚，頂著荒原的狂風又繼續前進著。
搶背傷員
殘酷的戰爭環境下，負傷掛彩是經常出現的，在戰事最緊張、處境最危險的情況下，誰來背傷員？抗聯老戰士、當時任富錦縣委書記兼聯軍聯絡處主任的劉忠林講述了一段搶背傷員的故事。
他說：
紛揚的大雪下了一夜。清晨，部隊在筆架山東側的一個小屯准備出發時，偵察員飛馬來報，約有五六百鬼子『討伐』隊摸上來了。
一場戰斗已經不可避免。為了不使屯裡老鄉遭受戰火的傷害，李兆麟當即指示，迅速搶佔屯西北的高地。
我軍剛剛布置就序，大批日寇就在迫擊炮火的掩護下蜂擁而上，一場激烈的戰斗打響了。突然，有四五十敵人向李兆麟的指揮處撲來，而他身旁只有十幾個通訊班的小戰士。戰士們急了，要求李兆麟馬上到後面去，李兆麟嚴肅地說：『在後面怎麼指揮！我們准備戰斗！』說話間，他把自己的手槍遞給通訊員小趙，隨手拿來他的三八式馬槍，伏在陣地上向鬼子瞄准，戰士們只得跟了上去。當敵人衝到近處時，李兆麟同志的槍響了，小戰士們接上去一陣猛打，有十七八個鬼子被撂倒，剩下的敵人趕緊掉頭逃竄。
整個戰斗進行得很順利，敵人的猖狂進攻被壓了回去。為了擺脫幾倍於我的日軍，李兆麟同志命令部隊撤離陣地。
敵人發現我軍的動向後，又開始炮擊。沒走多遠，一顆炮彈在李兆麟身旁爆炸了，李兆麟同志騎的馬被炸傷，小趙也被從馬上掀了下來。李兆麟同志疾步過去抱起小趙，只見他流血不止，急忙喊來衛生員，給身負重傷的小趙包紮了傷口。在大家爭著背小趙撤退時，李兆麟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說：『什麼時候還爭！我體力比你們強。』說著背起小趙向前走去。
部隊行走了四五裡地，甩掉了敵人。這時，小趙的呼吸也越來越微弱了。李兆麟停住腳步，放下小趙，讓他的頭枕在自己的臂上，輕輕地呼喚著他的名字，可是小趙再也沒有睜開眼睛。李兆麟悲痛地把小趙放在地上，然後打開自己的軍毯覆蓋在他的身上。
真摯而深厚的戰友情
在抗聯隊伍中，乾部關心戰士是一個常規，同時戰士對乾部的關心照顧也是無微不至、感人至深。李荊璞講述了他在危難關頭和病重期間，戰士們捨生忘死保護和關心照料他的那段真摯而深厚的戰友情。
李荊璞，渾名平南洋。1908年出生在原吉林省寧安縣(今居黑龍江省)。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在本縣組織農民武裝起義，組成『反日自衛隊』，任隊長。1932年10月該隊改編為『寧安工農反日義務總隊』，任隊長。同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該隊改編為綏寧反日同盟軍，任一師師長，兼軍黨委委員。1935年該軍改編為東北反日聯合軍第五軍，任第一師師長，兼軍黨委委員、第一師黨委書記。1937年去蘇聯，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39年回國，6月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1941年到敵後大青山抗日根據地，任八路軍騎兵支隊團政治處主任，兼支隊黨委委員。1945年日本投降後回東北，任牡丹江省軍區司令員，兼臨時省委書記、牡丹江市市長。1946年9月牡丹江省與合江省合並為合江省，任合江省軍區副司令員、兼佳木斯市衛戍司令員、合江省委委員、軍區黨委委員等職。1950年任熱河省軍事部長，兼省委委員、部黨委書記。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李荊璞說：1936年，我們在穆棱站住腳以後，為匯報部隊過道北以來的活動情況，及時得到軍部的指示，我帶著6個人穿過老爺嶺原始森林，返回了寧安。
可是，到了寧安以後，我們在寧安縣城以南、東京城附近尋找多日，也沒有找到軍部。
這時，我們已經傳達了『六？三』指示信並根據『六？三』指示信的精神，確定部隊的行動方針為：保存實力，運用『五打五不打』的戰術原則，在有利的條件下求發展。我想，我現在勢單力薄，不宜在寧安久留，先按照這個行動方針活動一段再說吧。於是，我們便開始往回返。
然而，我們的行蹤已被敵人發覺，他們一早在道北布下了天羅地網。因此，我們7個人一越過鐵路，就鑽進了敵人的口袋陣。
這時的情況非常危急，子彈嗖嗖地從我們的頭頂、身旁掠過，敵人的狂叫聲連成一片：
『抓活的！』
『平南洋！快投降吧！這回你可跑不了啦！』
『你們被包圍啦！要是不投降，就別想活著出去！』
在這種敵眾我寡的形勢下，我們只有拼命往外衝！但是，我帶的6個人很快就犧牲了4個，照這樣下去，我們真的不能活著回去了。我正在著急，猛然發現鐵路下面有一個涵洞。我立即帶領剩下的兩名戰士憑借路旁小樹林和茂密茅草的掩護，鑽進了涵洞。
敵人的包圍圈越縮越小，道南的敵人將口袋陣的『口袋嘴兒』紮住，也過到道北。四面的敵人一會合，不見我們的人影，馬上又撒開人馬搜，可怎麼也沒搜著，只好悻悻地撤走了。
第一個險情過去了。但是，敵人並沒有放松對我們的封鎖和追擊，不久，我們又陷重圍。在突圍中，一個戰士不幸中彈犧牲。這時，我身邊只剩下一個戰士了。這個戰士看看我，又瞅瞅敵人，果斷地對我說：『師長，我去把敵人引走，你趕快突圍吧！』
我急忙攔住他：『不行！這樣太危險了！』
『師長，部隊需要你。如果不把敵人引走，咱倆誰也回不去！』
說完，這個戰士掙脫我的攔阻，邊朝敵群射擊，邊喊：『同志們，從這兒突圍！』
敵人忽然一下跟過去了，我只好趕快向相反方向跑去。不大一會兒，遠方傳來一聲悶響，我馬上意識到那裡發生了什麼事，淚水頓時模糊了雙眼……
山野又恢復了往日的沈寂，我擦乾眼淚向山下走去。
突然，敵人又追了上來，我見山坡上有兩個老太太正在挖菜，便向她們借了籃子和草帽，然後戴上草帽，挎上籃子繼續朝山下走。
由於我長得比較高大，敵人可能從身材上對我產生了懷疑，所以他們只在山上觀望了幾分鍾，即急速追下山來。
我邊打邊退。這時，道旁出現一個破房框子，我馬上跳了進去，以已經塌了一半的破牆垛子為掩體，與敵人展開激戰。
敵人向破房框子衝了幾次都沒衝過來。我決心在這裡堅持到天黑再衝出去。
忽然，山坡上衝下來一支隊伍。只聽他們高喊：『我們是平南洋，繳槍不殺！』
敵人腹背受敵，死的死，逃的逃，很快被打散了。
我這纔看清，前來營救我的是孫玉鳳和她所率領的一團部分隊伍。我離開穆棱時，曾部署一團在這一帶山邊子活動，准備隨時接應我返回部隊。他們聽見山這邊有槍聲，猜想是我回來了，因此，立即趕來解圍。
我率領一團在大、小石河子、柳樹河子、白石砬子、百草溝、黑瞎子溝一帶活動一段時間以後，又來到穆棱東部的太平嶺山邊子，與那裡的二團會合了。
這時，敵人已經得到我們轉移到穆棱縣的情報，立刻對我們進行大規模『討伐』。在艱苦的反『討伐』斗爭中，由於我日夜操勞，不得休息，剛剛恢復的身體，又垮了下來。我染上了傷寒病，不僅指揮部隊有困難，就是跟隨部隊活動也難以支持了。
為不影響部隊行動，我決定留下來養病，讓部隊迅速北進，跳出敵人的包圍圈。於是，我強支橕著病體，在太平嶺的秋皮溝裡召開了乾部會議。會上，我首先向同志們講明了當時的緊張局勢：『目前，敵人集中兵力極力與我軍決戰。為保存實力，我們必須避開正面作戰，向林口、雞西、雞東以北運動。我們的行動方針仍然是，在有利的條件下求發展，在任何情況下，都要靈活地掌握和運用「五打五不打」的戰術原則。』我停下來喘了幾口粗氣，又接著說：『看樣子，這次我不能隨部隊一起行動了，我得留下來養養身體。這樣就需要成立一個北進指揮部，由政治部主任關書范擔任指揮，二團團長王毓峰擔任副指揮。整個北進隊伍一律聽從他倆的統一指揮。』
大家一聽我要留下養病，馬上議論開了：『咱們不能扔下師長走哇！』
『師長走不了，我們可以抬著他走。』
『師長病得不輕，是應該好好養一養，但是我們必須給師長留下一支精乾的隊伍保護他纔行。』
聽到同志們的議論，我很感動，遂提高嗓音向大家說：『我非常感謝同志們對我的關心。部隊主力北進主要目的是保存實力，同時也可以轉移敵人的視線，使我這裡養病更安全些。我可以留下一支部隊，就留下一個連吧。』
在我的再三堅持下，大家同意了我的請求。經商量，決定由孫玉鳳帶一連留下來照顧我、保護我。
關書范和王毓峰帶著大部隊出發了。一連的同志也攙扶著我向秋皮溝溝裡走去，一直走到罕無人跡的原始森林深處。他們把我安頓好以後，一連的張連長就帶一個排下山搞給養去了。由於敵人對山邊封鎖很嚴，這個排下山後一直杳無音信。為了解決給養問題，一連的趙指導員只好給我留下一個警衛班，帶著另一個排也下山了。
張連長和趙指導員帶著一連的兩個排下山後，我的病越發沈重起來，經常處於昏迷狀態。為了調養我的病體，我們應該住在溝底有水的地方。可為了躲避搜山的敵人，我們必須離開溝底，爬上高山。因為一是溝底經常有敵人，二是如在山上與敵遭遇，可借助下坡的慣力迅速轉移。於是，岳德勝、陳富海和王喜山等人，每天早晨輪換著把我背上山，晚上再把我背下來。為了我，他們不知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岳德勝的弟弟岳向新年齡小，背不動我，就天天背著小馬槍在我周圍警戒。我的生活主要由孫玉鳳和她的兩個警衛照料，她們日夜守候在我的身旁。當時，我什麼也吃不下，她們便一勺一勺地給我喂鹽水。在那些日子裡，我就是靠這點鹽水維持著生命。
在大家的精心照料下，我的病情稍稍有了一些好轉，孫玉鳳又用僅有的一點小米給我煮粥喝。但是，小米很快就沒有了，鹽也不多了，張連長和趙指導員又一直沒消息。沒辦法，孫玉鳳不得不再派幾個人下山去搞給養。孫玉鳳再三叮囑他們：『下山後，無論能不能搞到給養，都要趕快回來！』這時，我的身邊只剩下7個人了。
這天一早，岳德勝他們把我背上山安排好以後，便分別到四處警戒去了。不一會兒，岳德勝氣喘吁吁地跑回來，背起我就往山下跑，一邊跑一邊告訴我：『敵人來了！』
這時，我們身後傳來了敵人狼嚎般的叫嚷聲：『平南洋，你跑不了啦！』
『平南洋，你都快入土了，趕快投降，留下囫圇個兒屍首吧！』
敵人的喊聲很快就被我們激烈的槍聲淹沒了。
我被同志們安全地轉移到幾公裡以外，脫離了險境。可是，在掩護我轉移的戰斗中，孫玉鳳的兩個警衛員和警衛班戰士陳富海卻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聽到這個噩耗，我落淚了。由於敵人『篦梳』山林，來回搜索，我們曾多次遇到險情，但無論敵情多麼險惡，大家都是與我同生死，共患難，寧可犧牲自己，也要保護我的安全。這種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是我們共產黨人、革命戰士所特有的，是敵人永遠也不能理解的。
幾天後，警衛班下山搞給養的幾個戰士得知山裡發生了戰斗，沒等搞到給養就匆匆趕了回來。孫玉鳳看到這種情況，便親自下山了。她裝扮成農村婦女，混到穆棱縣城，買了一些藥品及餅乾、罐頭等食品，又繞了很遠的路回到山裡。警衛班戰士王喜山受到孫玉鳳的啟發，不久，也去縣城購買一次食品。
這時，我的神志已經完全清醒，我見他們給我吃這麼好的東西，奇怪地問：『這些東西是從哪弄來的？』
王喜山笑嘻嘻地說：『是我們截敵人汽車繳獲的。』
『是不是大伙都吃這個？』
『我們都吃這個。』
我見王喜山說得很認真，便相信了。
可是，一連幾天，我發現他們吃飯總是背著我，感到事情有些蹊蹺。當時，我已經能夠慢慢地走動了，便悄悄地走過去，一看，他們喝的是一個米粒兒都沒有的野菜湯，再一嘗，一點咸味兒也沒有。原來，他們自上山以來就沒吃過一粒鹽，把鹽全留給了我。這次搞來的食品，他們也沒動一點兒。我被同志們這種真摯的階級友情深深地感動了，如果沒有他們，我是不會活下來的。於是，我強迫他們吃了剩下的罐頭和餅乾。
大約過了兩個月，我的病漸漸地好起來，敵人的『討伐』也緩和多了，可是，一連的兩個排仍然沒有消息。我想，我們幾經轉移，已經離開了秋皮溝，他們會不會還在原來那個地方找我們呢？我馬上派幾個人回到秋皮溝。不久，果然在那裡找到了他們。
這時，老百姓家裡也沒有糧食了，但地裡還有一些青苞米，除了老百姓給我們送一些煮熟的青苞米外，我們只能靠在山邊子采些野生植物充飢了。到了秋天，我的病完全好了，我決定找部隊去。由於我大病初愈，身體還很虛弱，走路也比較吃力，當地老百姓便用毛驢送我，走一個屯子換一頭毛驢，一直送到很遠。
(選自《東北抗聯紀實》,本文發表在《世紀橋》2012年第十四期)
